1971年的弗吉尼亚州法律将销售或者散布鼓励堕胎手术出版品的行为定为犯罪。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论述过〔1〕，后来英国著名法学家亨利。

二、从身分到契约的历史意义 梅因所指出的从身分到契约不仅指出了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划分标准和比较意义，而且表明了从身分社会到契约社会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从身分到契约-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身分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身分社会也只能以自然经济为依归，自然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身分经济。在这种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按照出身、财产和职业分属不同等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于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6〕。不讲身分，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发展，人人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契约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既是一个公民，他必是阶级中的一个成员……。

身分不同从而使权力更加不平等化、更加特权化，在一个身分社会，身分与权力、权威等同，促使人们崇拜权力、崇拜偶象、崇拜身分，唯上是尊、唯命是从，因此身分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契约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剂，因而契约社会还是一个利益协调的社会。民主政体下的法学家虽然蔑视民众，但是，人民却信任法学家，因为人民知道法学家的利益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服务。

具体而言，作为贵族精神的法学家精神，又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些特质：他们热爱规范，尊重传统，知识丰富。换言之，在从贵族政体转变到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法学家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以非民主的方式与手段，成为了民主政府的领导者。这句话，体现了托克维尔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民主精神需要法学家精神的制约，由于法学家精神主要就是贵族精神，因此，民主精神需要贵族精神的制约。但是，民主政体的长治久安，却有赖于君主政体下的贵族精神——法学家精神是它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这样的结局不仅是法学家的福音，而且更是民主政体的福音。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学家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他们看不起民意，但民主政体又给他们提供了最大的政治空间。法学家为什么有底气否决民众的判断，甚至不惮于否定体现民意的议会立法，心理上的根源或许就在这里。这就是说，托克维尔眼里的法学家，主要是立足于权力，而不是立足于人民。

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更多的人在申报层出不穷的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申报成功之后，在课题经费的支持下，写了很多研究报告、法学论文和法学著作。可见，在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民主绝不是民主至上理念下的民主。100多年来，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主旋律是革命与改革，是永不停息地追逐新鲜事物，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变。

如果说在法国法学家与英美法学家之间横亘着一条较深的鸿沟，那么，美国法学家与英国法学家则具有更多的家族相似性。更不会因为他们熟悉法律，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或转世的正义灵童。

他们也未必总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甚至与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方向并没有什么关联。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的法学家精神，有助于更细致地描绘多元化的法学家精神。

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因为，探讨法学家精神，事关法律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就是在走向法学家的心灵深处，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法学家群体对于自身的察看。因此，在传统贵族隐退之后，法学家就取代贵族成为了民主的制约因素。然而，当贵族政体为法学家关上晋升的大门时，法学家就会变成它的最危险的敌人。可见，美国式的政治体制，既得益于民主精神，更得益于贵族精神或法学家精神，是民主精神与贵族精神（法学家精神）合力塑造、共同孕育的结果。托克维尔作为法国人，理应对法国的理性主义精神有更多的认同，但是，他的贵族身份让他倒向了英国经验主义精神，在这种思想倾向的背后，是他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服膺。

然而，这种需要尊敬的传统却是革命传统，而革命传统的实质，依然是改变，依然是颠覆。这就是英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

在这里，托克维尔形象地描述了两种法学家传统：英国的经验主义精神与法国的理性主义精神。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法学家，主要是一些到西天取经的现代唐僧，他们以学习、翻译、模仿、传播西方法律精神为己任。

英国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良好，而是因为法律古老。在现代中国，并没有托克维尔所讲的那种法学家精神。

说了这么多，托克维尔所谓的法学家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或者说，法学家精神的实质是什么？不妨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贵族精神。托克维尔作出这个判断，也许是断定：君主作为政治权威发出的召唤，对法学家构成的吸引力，实在不是法学家能够抗拒得了的。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只发展祖先的思想，只完善祖先的业绩。托克维尔还说：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

它主要在于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法学家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法学家到底应当置身于何处？法学家到底应当以何种立场、何种姿态面对政治与社会，并以法学家特有的方式作用于政治与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8章，托克维尔在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这个标题之下，重点讨论了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法学家以及欧洲法学家的精神肖像。但是，当代中国的法学又是一门显学，并不缺少法学家。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鲜见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作出过专门的论述一般说来，法学家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法学家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实际上都是某种特定的法学家精神的外化。

【关键词】托克维尔/法学家精神/论美国的民主 法学家是一个常见的概念，法学家精神则不然。具体而言，作为贵族精神的法学家精神，又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些特质：他们热爱规范，尊重传统，知识丰富。

法学家为什么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呢？托克维尔解释说：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因此，法学家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按照共和民主的理念及其制度，民主是个好东西，③ 但在这个好东西的旁边，还有另一个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好东西，那就是贵族精神或法学家精神。

既然托克维尔的成功源于比较，那么，笔者的这篇注疏要获得成功，就不能只看托克维尔的文字，而是要把托克维尔的论述，要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较，才可能为这篇用汉语表达的注疏赋予意义。然而，当贵族政体为法学家关上晋升的大门时，法学家就会变成它的最危险的敌人。

换言之，在从贵族政体转变到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法学家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以非民主的方式与手段，成为了民主政府的领导者。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英美法学家更偏好古老的事物，他们反反复复地引证别人的观点，极少发表自己的见解。

更不会因为他们熟悉法律，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或转世的正义灵童。如果削弱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不仅打击了司法权，而且打击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